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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办公室中间摆着宽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左侧是为他准备的可躺可靠的躺沙发。他的办公桌上、床铺一侧摆的都是书籍、文件。在青砖红瓦房中，毛泽东整日伏案工作，手不释卷地看材料、修改文章、批阅文件。在《毛选》编辑期间，编辑委员会其他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分别在北京和石家庄为编辑稿件而忙碌着。日，毛泽东在给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复信中说：“我在乡下住，没有病，专为休养，暂不进城。容后面叙。”这里的“乡下”，指的就是石家庄。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并不是林彪首创，而是源自1964年的流行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词朴素、形象，曲调简单、好听，堪称“文化大革命”中演唱最多的歌曲之一。1965年第3期向全国推荐近几年在群众中流行的13首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位于榜首，之后依次是《社会主义好》 《我们走在大路上》《工人阶级硬骨头》 《社员都是向阳花》《三八作风歌》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为女民兵题照》 《学习雷锋好榜样》 《高举革命大旗》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谈到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时，毛泽东说：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过去批评黄永胜不管大事，一不参，二不谋。要接受他们的教训。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 “受任于平叛之际，奉令于整军之时。”1972年1月17日，叶剑英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身上的重担。的确，历史又一次把叶剑英推到了革命斗争的最前沿。由于极左势力的干扰和破坏，由于整个国家仍然在“文革”的轨道上运行，整顿工作是十分艰难的。军委扩大会议虽然推迟了，但在叶剑英的努力下，军队的整顿工作仍然有了一定的开展。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林彪“左”的错误，从而使部队建设出现了新的生机。 个整师。”他遂进行核查，并将“十一月”改为十月，将“三个月”改为四个月。在“多篇批上了“此件不用”、“此件不收”、“不用不收”等字样。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讲演词》最初曾考虑选入第三卷，他曾将标题改为《反对吃摩擦饭》，并定了题解，最后仍觉不满意，还是未能入选。经毛泽东修改过的《毛选》和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毛选》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毛泽东将原文中的“与”字都改为“和”字。《毛选》第一卷中收录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的第一个小标题“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原稿在“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之间用的是“与”字，他在校阅时把小标题中的“与”字改为“和”字。这样改，既避免产生歧义，又使文章更容易为工农干部，特别是普通群众所看懂。 1957年3月19日至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先后23次乘坐这架编号为4202的伊尔-14Π型飞机，航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郭桂钦多次担负毛泽东座机空中服务工作。她回忆说：“毛主席每次乘坐我们的飞机，从起飞到落地，不管航程多远，白天还是晚上，毛主席从来没有在床上休息过一次，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1957年3月19日，毛主席从徐州飞往南京时在飞机上拍摄的。当时毛主席正在和林克一起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英译本。侯波过来拍照时，林克起身闪在了一边，而桌子上林克当时用的茶杯，无意中也留在了历史画面里。郭沫若看到这张照片后，非常激动地专门题写了一首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林克回忆，这张照片是毛主席在飞机上学习时拍摄的，题中“工作”二字似改为“学习”才对。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至今已经过去40多个年头。我作为专机组未登机的五个人之一，几十年来一直在关注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种种说法。每当9月13日来临时，我总是以复杂的心情在回顾许多问题。2013年，在“九一三”事件42周年之际，这些年一直埋藏在内心最大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的回忆录《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总算可以公之于世，与广大关注这一历史事件的人们见面了。 金日成曾诚恳地对丁雪松说：“朝鲜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继续，中国的解放也是朝鲜的解放。”丁雪松夫妇为中朝的解放事业并肩作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日，郑律成从外地赶回北京。他准备谱写有关周恩来的组歌，以纪念这位在国家多难之秋，殚精竭虑，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团长，丁雪松将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一个作曲，一个搞外事工作，两驾马车鼓足了劲儿向前奔跑。然而悲剧恰恰就在这时发生了：郑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被打倒。在“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又遭到迫害。 “文革”开始后，许多艺术家受到迫害，常香玉也未能幸免。1966年6月6日，常香玉被批斗。此后，她长期被批斗、关押，就连父亲去世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造反派给常香玉捏造了“三反分子”“反革命”“大地主”“大资本家”“大戏霸”“中统特务”等罪名。常香玉曾经从早上6点开始被批斗，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多，站那儿不吃不喝，最后昏死过去，医生打针才抢救过来。但常香玉心中有一个信条，那就是戏比天大，自己只要活着就不能没有戏。 月上报中央军委的《关于今后海军建设若干问题的报告》中，则进一步提出：“必须力争在‘二五’期间，首先重点解决原子动力大型潜艇的试造任务。”根据当时良好的中苏关系，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原期望已掌握核潜艇技术的苏联给予技术、资料上的支持和帮助，并为此作了多方努力。但结果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不仅拒绝提供任何帮助，还公然无视中国主权与民族尊严，借此提出了在中国境内建立供苏联潜艇使用的超长波电台的要求。这是毛泽东所无法容忍的。 “空军一号”。严格来说，“空军一号”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称号。那么，毛泽东乘坐的中国“空军一号”是什么样子呢？“空军一号”，甚至没有专门一架飞机用作领导人的专机。通常是领导人乘坐哪架飞机，哪架飞机就被确定为专机，专机内的设施也非常简单，远没有西方国家的完备奢华。在人们的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远行或到各地视察，甚至到苏联访问都是乘坐火车专列，似乎从不乘坐飞机。其实，毛泽东不但多次乘坐空军专机，而且在他的专机上还演绎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金学曙没有上过战场，手里只拿过医疗器械，但日寇的炸弹令她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童年经历，给了她非同一般的坚毅和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认识。她深知，唯有顺应民心的队伍，才能为人民争取到真正的和平，而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支持的，不正是这样的队伍吗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个人的生死存亡又何足惜。虽有性命之忧，但是大义当前，年轻的金学曙，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点头答应了罗隆基的请求。经过一番密斟，她告诉罗隆基自己晚间会来打针送药，借此机会可先转移一小部分文件，让他和张澜提前做好准备。 我讲的这种现象，是当时短缺经济和“大锅饭”体制在方方面面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以后，这类“理发的烦恼”才悄然消失。■ 1971年10月4日，叶剑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这封信在以往诸多出版物中均为传抄的片断资料且多有错漏。广州叶剑英史料研究会保存有这封信的手迹影印件，现将其公之于众，以利于对相关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 信封上有叶剑英“呈主席阅示”和毛泽东圈阅及“总理阅，交汪存”的笔迹。汪，即汪东兴。信的内容如下：林彪、妻、子叛变，黄、吴、李、邱附逆，以为结纳几个死党，掌握几架飞机，散布几句谣言，制造几桩借口，就可以施展阴谋，篡党篡国，结果作恶自毙，余孽落网，从反面上使全党提高觉悟，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证明坏事做到头可以变成好事。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春桥不仅“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并且立即主动采取补救措施，“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我们必须承认，当时已贵为《解放日报》总编辑兼社长的张春桥，对和自己职务大体相当的周巍峙的公开批评，并未恼羞成怒，也未大加辩解，其态度之诚恳，言辞之周全，反应之迅速，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那位3685号直升机驾驶员陈士印，是我同一个航校毕业的同学，又分配在同一个部队。“九一三”之夜，当被林彪死党周宇驰等3人，以到北戴河执行任务为借口骗到空中之后，两个飞行员被用枪强迫着向西北飞行。面对突发事件，2个飞行员沉着应对，协调配合，利用周宇驰向外观察的机会，把罗盘指针调转180度，并以小坡度、大侧滑的动作掉头返航。当周宇驰等人发现北京市的灯光时，后悔莫及。西郊、沙河两个机场两次降落未果，就朝怀柔山区飞去。在距离地面80米左右时，另一个飞行员陈修文刚要转身，被周宇驰一枪打死了。陈士印在紧急情况下操纵直升机，纠正了直升机的尾冲（失速）状态，平稳落地，保存了飞机上的3万美金与大量罪证。此刻，走出客舱的于新野爬到驾驶舱，瞄准陈士印就要开枪，陈士印突然向前下方卧倒，子弹打伤了周宇驰的左手腕，紧贴着飞行员的后背而过，将陈的皮夹克击穿两个洞。许多年之后，我们这两个难兄难弟每每谈到这事，总是有说不完的感慨。陈士印被审查、关押10年，转业到东北老家的企业，也不敢参加党的活动。他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被开除党籍。后来，他回到北京，与妻子一起在一家协会就职。当我联系给他送书的时候，他说正在北戴河休息，还特意到山海关机场看了看，机场虽然变化很大，但原来海空军机场那个调度室塔楼还是老样子。
杨勇十分孝敬母亲，却未能实现他要为老母送终服丧的心愿。杨勇参加红军后，家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在文家市街上开的饭店被封。在贫困和压迫交加中父亲年仅46岁就病故，母亲刘廷珍曾7次被敌人抓去监禁，被打得死去活来，被逼交出“土匪”儿子，一家四分五散，但刘氏坚强地挺了过来。新中国成立后，杨勇曾接母亲跟他住。但刘氏习惯不了城市生活，坚持回乡居住。1963年5月，79岁高龄的刘氏病逝，噩耗传到北京，杨勇十分悲痛。他因身居要职，国内国际局势又容不得他分心，容不得他耽误时间。为了不给地方党政部门和亲戚朋友添加麻烦，为了防止铺张浪费和搞封建迷信，造成不良影响，杨勇寄回200元治丧费用，并发回电文表示：“一切从简，速送老母归山。”浏阳县的各级党政领导及杨勇在乡亲属遵照他的指示只办了6桌酒席，一切从简地送别这位英雄母亲。文家市人民深受感动，深受教育，以“国失贤母，家痛慈亲”的大门丧联高度赞扬了杨母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赞扬了杨勇忠孝两全的崇高品德和风范。 7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胡乔木对起草中没有实现邓小平的要求，即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出完整准确的解释，统一全党的思想，作了自我批评。随后，起草小组开了三天座谈会，胡乔木作了八次讲话。他给毛泽东思想总结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依靠群众，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重写中，关于“文化大革命”部分，他总感觉写得不满意，就自己动手写，提出了一个“内乱”的新说法，解释说：“内乱”不一定是反革命，里面有反革命和叛乱的因素。对于毛泽东思想，他也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解决了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同时肯定毛泽东思想的“互相打架”问题。 年，闽粤赣的红军主力奉命北上抗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一支小部队，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为了保存力量，部队暂时转移到山上。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失去了联系。八角坳的黄新是个忠诚可靠的女同志，尽管和党失去联系，她仍然领导和组织群众对敌斗争。但是，她也时常为没有党的指示而苦恼。正在这时，上级党委派老程去和黄新接头。老程了解情况后，传达了党的指示。老程临行前，黄新要把保存下来的两块银圆作为党费交给老程带走。因为没有指示，老程不便带走。黄新考虑到，山上同志的生活很苦，交钱还不如交实物好些。后来，黄新便用一块银圆买盐，腌了一些青菜，准备送给山上的同志吃。当老程第二次找她时，黄新就把腌菜交给他带走。正在这时，老程被敌人发觉了，黄新连忙让他藏进阁楼。当敌人快要搜到阁楼时，黄新用了个调虎离山计，一边向西跑，一边喊着让老程快跑。为了救自己的同志，黄新就这样牺牲了。×后，老程把黄新同志的党费——腌菜和另一块银圆，带上了山去。 在这次征集中，除国旗征集稿选中五星红旗外，国徽、国歌征集稿都没有满意之作。国徽暂缺无碍大局，而按照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不能没有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在报告中说：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他们向周恩来提出，拟从现有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选国歌。周恩来说：“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最有名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有长期历史，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大部分人都会唱的歌曲，这是我个人的建议，请第六小组研究并征求委员们的意见。” 4军，任命陆军司令部参谋局局长考尔中将为司令。印度国防部长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后，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兵。几天后，印军第7旅向“麦克马洪线”以北大举进攻，并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抗议和警告，进一步扩大事态，公然下令在中印边界东段、西段，以10个旅的兵力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不忙，通知部队后撤。”毛泽东又说，“告诉他们再退，暂不还击”，并叮嘱杨成武，“要通知部队，什么时候打响自卫反击第一枪，一定要等军委的命令”。还说，“这个事我要管”。
国共双方军队退至1月13日停战令发布前的位置，按照政协决议解决问题，这是全面内战爆发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形势提出的谈判条件。中国共产党从主张无条件停战到提出有条件停战，说明时移势转，国共双方面临的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当时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气势正盛，蒋介石国民党基本上没有意识到发生了这种重大变化，无条件的停战他们都不愿接受，有条件的停战他们更不愿接受了。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就这样错过了历史进程提供给他们的一次又一次机会，不可避免地一步一步走向了垮台的结局。■ 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东餐厅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在正式国歌定下来之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年初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不做亡国奴”成了全国人民的心声。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积极抗日外，还涌现出了东北义勇军、上海市民义勇军等抗日组织。上海文艺界也掀起了创作救亡电影、救亡歌曲的热潮，从年，他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年秋成立南国社，以推进新戏剧运动，并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 高地的战斗进行到一个极其复杂艰难的情况：这样伤亡大，战斗不能迅速地结束，而敌人的力量并不大，我们的后续力量即将发生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手段和方针必须明确。越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求各级指挥员想办法、出主意，吸收下面的意见，但问题恰恰不是这样，而是提出了许多的问号和怀疑，在战术思想上有分歧……上甘岭战役爆发后，秦基伟就及时指示军政治部把基层干部分三批：一批在阵地上；一批在师、团待命；一批留在军里集训，保留一批战斗骨干，训练一批战斗骨干，准备随时 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订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上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刊登一些读者来信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常香玉对习仲勋说：你在洛阳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许多委屈，一定很累吧，身体还好吧？习仲勋说：累算啥，下去锻炼锻炼有好处。身体很好，每天早上跑15里，还能工作。他还问起常香玉在“文革”中的遭遇。常香玉说：挨的批斗，受的折磨就不用说了，后期在西华农场住了三年，学到不少本领，知道怎样给苹果树剪枝，知道怎样才能让它挂果，用架子车拉土运粪，用巧劲儿才能一下子倒净。通过劳动锻炼，才真正知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常香玉表示自己还能演戏，每天都在坚持练功。习仲勋说：这很好，练功要坚持，艺术要提高，总的来说，要不断前进，要向前看。
4月1日，邓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谈话，补充指出两条：“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而且有预见性地指出了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的决心使《决议》的起草圆满地解决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关键问题。从面貌一新的第七稿开始，进入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胡乔木抱病修改了十天，又因为胆囊炎再次病倒住院。在医院里，他忍着剧痛坚持对稿子又修改了一遍。 1964年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孙维世遵照周恩来指示，到当时还处于保密状态的大庆生活了一年半，写出一部歌颂大庆工人的六场话剧《初升的太阳》。编剧兼导演的孙维世提出由大庆人来演，王进喜审阅剧本，提出意见，还挑选演员。孙维世的父亲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同事孙炳文，1927年在上海牺牲，孙维世当时还很小。她由周恩来、邓颖超抚养成人。1939年经毛泽东批准，孙维世随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她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表演系毕业后，又考入莫斯科戏剧学院导演专业。据《人民日报》披露，从1965年冬到1966年11月，话剧《初升的太阳》在大庆、北京、山东连演210多场，观众达25万人之多。 遵照聂荣臻、张爱萍的指示，刘华清出面与海军、二机部联系，在充分征求各方领导、业务部门意见基础上，组织起草了《关于原子潜艇动力工程研究设计的请示报告》。人，由七院建制领导，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为设计试制核潜艇做技术上的准备。同时决定将原属二机部的原子反应堆研究室及从事相关研究的彭士禄等数十名科研骨干，统一转隶七院，合并到七院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在整体工程下马的情况下，批准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刘华清看到了核潜艇工程在中央领导心目中的分量，越发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他下定决心，务必把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办好，培养人才、储备技术，为核潜艇工程再次上马打好基础。基于此，一接到总参关于成立“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的命令，他就出面向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借到了北京铁道兵干部学校空置的两栋楼，作为研究所临时办公地点，并发动七院机关齐动手，整修房舍，健全机构，购置设备。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突击筹备， 年，是郑律成音乐创作的巅峰期，《延安颂》《延水谣》《保卫大武汉》《生产谣》《八路军大合唱》等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笔下流出来，在古老的延安城里回荡。但恰在此时，纷纷传说他政治上有问题，组织上也正在审查。丁和郑的恋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跨国婚姻，年苦恋，历经磨难，但两个人还是终成眷属。婚后半年多，因整风运动等原因，郑律成去了前方，且一年多杳无音信。为了喂养不足月的女儿，丁雪松卖掉了郑律成的小提琴，换了一只母羊，挤奶喂孩子。为此，她给孩子取名小提。当郑律成返回延安时，孩子已快满 月，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第五章“经费”第二十八条中有三项规定：（一）党费 党员每月收入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但无收入及月薪不满二十元者，得由地方斟酌情形核减之；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上至一百元者缴百分之五；在一百元以上至二百元者缴百分之十；二百元以外者特别征收之。失业工人及在狱或在的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义务捐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三）党外协助。第二十九条规定：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尽管胡萍机组具有丰富的经验，但遇到这种复杂气象也很焦灼。特别是当主机与副机、地面都失去联系后，胡萍心里更是万分焦急。这与以往不同，因为飞机上坐的是毛泽东，不能有一点闪失。由于与地面指挥失去联系，专机只能独立处置眼前的危机。“积雨云只是局部对流，不是大范围的系统，我们不进入雷雨区，完全可以绕行避开危险。”紧急关头胡萍果断决定：采取蛇行绕飞的方法，躲开危险的雷雨云区。随后，胡萍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先绕到河北沧州，再折向北，经天津杨村飞往北京。 年败退台湾前，国民党政府会聚了一群来自世界顶尖名校的精英，如长期执掌国民党政府财政大权的宋子文，是哈佛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历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毕业于耶鲁大学；外交翘楚顾维钧，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是伦敦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博士；原驻美大使叶公超，是剑桥大学硕士；孙中山之子孙科，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然而，尽管有着众多精英的支持，国民党却依然无法挽回其在大陆的败局。为何？ 任玉红，四川人，1919年11月生，1932年底参加游击队，翌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4月入党。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卫生队看护员，第十师医院看护长、医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以及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长征结束后，于1937年2月调至红军卫生学校学习，翌年8月调赴延安中央总卫生部，后分配到中央党校卫生科工作。1941年2月赴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1945年5月调至枣园中央机关医务室工作，先后任医务室主任兼中央书记处保健医生，并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打第一枪要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还说：“打响第一枪之后，仗怎么打，那就主要由你们负责了。”随后，毛泽东在听取总参关于作战部署的汇报时说：“有这个部署，我们就主动了，什么事情都要事先有个要求。”并再次强调：“打第一枪要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至于第一枪打响之后，仗怎么打，放多少枪，打多少炮，我不管，反正打胜就是了。”“务求初战必胜”的指示，杨成武指挥总参、总后及西藏、新疆军区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为加强自卫反击作战的组织指挥，根据总参的指示，西藏军区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委吕义山等组成中印边界东段指挥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委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等主持拉萨基本指挥所；新疆边防部队成立了由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主持的中印边界西段指挥部。在入侵印军越过朗久河进占克节朗地区后，在中印边界东段，我国边防部队又先后组成“东段东部指挥部”，由成都军区第54军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负责指挥。 当时，海军宣传部提出了四五个方案，供林彪选择。不过，林彪到底能不能给海军题词，林彪老部下、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并没有把握。林彪长期身体不好，只在精神好时偶尔“练字”才有可能题词，一些题词请求已经被压了很长时间。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由于叶群及时撮合，11月底林彪提笔“练字”，很快在八开大的宣纸上给海军题了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11月29日，得知林彪题词了，我非常高兴。当晚林彪题词送到我家，我将宣传部同志找到家中研究新闻报道。海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范丕忠发现林彪题词中有一个错字，11月的‘月’字少了一横。有人提议加上一笔，我当时考虑，不能让错字见报，请林彪重写更是不可能，为保存原稿的真实，我同意并亲自为公开报道的林彪题词中的‘月’字加了一横。所以12月1日见报的林彪题词与原件是不一样的。”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持独裁专制统治，不愿从根本上放弃其一贯的反共灭共的方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对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轻，蒋介石国民党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国民党顽固派除了在国统区加紧防范和镇压抗日民主力量，还在各地制造针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摩擦，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其后果最严重、影响最恶劣者，是在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包围袭击北上转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造成新四军的重大损失。 条以上。第一卷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题解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关于“管公堂”和“收学租”的注释都是毛泽东写的。此外，他对注释的内容和前后排列顺序都提出了要求。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毛泽东往往对照原稿和清样逐字逐句进行校阅，如在校对《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时，他发现有两个铅字磨损，字体比其他字瘦小，就在一旁批道：“换一个铅字。”文中有一处字号不符，几乎看不出来，他也画了出来，在一旁批道：“改老五号。”在校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时，有三处字排得不好，毛泽东看到后即在此批道，“排拢”、“排齐”，还画出校对符号。不仅如此，校对中发现数字有疑也打上问号要求重新核实。在审阅一篇文章原稿时，他看到文中提到：“国民党去年十一月初至今年一月底不足三个月中丧失约 日，秦基伟在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鉴于志愿军部队的伤亡情况，会上许多人主张从两个高地上撤退。秦基伟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说：“上甘岭战斗要坚持打下去，我们就是要和美国人比这个狠劲凶劲，这是朝鲜战场全局的需要。我们要坚决打下去，直到赢得最后胜利。”他又说：“目前，整个朝鲜的仗都集中在上甘岭打，这是军的光荣。我们已经打出了很硬的作风，咬着牙再挺一挺，敌人比不了这个硬劲。上甘岭打胜了，能把美国军队的士气打下一大截。” 月，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桃李劫》上映，其主题歌《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第二部电影是田汉编写梗概的《风云儿女》，反映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两个青年人奔赴抗日战场的故事。田汉在影片结尾为主人公、诗人辛白华设计了一首长诗，因“催稿甚急”，长诗只写了一节：“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日，刘华清与戴润生、于笑虹联名向国防科委、张爱萍并聂荣臻，呈报了核潜艇工程下马后七院的第一份文件——《核潜艇工程调查基本情况和几点意见》。《意见》在列出拟保留的研究机构、技术骨干名单和重点研究项目的同时，提出为集中力量，便于管理，建议把各方面保留下来的科研骨干组织在一起，成立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对此，张爱萍、聂荣臻等一致赞同，并要求七院据此起草一个报告文件，以海军和二机部的名义上报中央专委批准。
同时，文章还插入曲谱图，对《毛泽东之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提出了批评，指出其“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更带有感伤的成分”。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不管黑暗无边，夜雾茫茫，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通观整篇歌词，我们不难发现，确实都是对毛泽东“宗教赞美诗”般的虔诚，只见领袖、不见人民，并未“形象地概括了抗战的艰苦”，周巍峙的“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绘”“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的批评是比较公允的。 在第六小组多次讨论会上，不少人推荐《义勇军进行曲》，但也有人觉得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应该修改。第六小组决定上报新政协筹备会，并推选郭沫若等人修改《义勇军进行曲》。郭沫若当即拟就三段歌词，于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问题的意见。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应邀参加。马叙伦汇报了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讨论结果，根据目前情况国歌一时制定不出来，是否可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如果说毛泽东广州之行的颠簸是序曲的话，那么返回北京的行程则是惊险的乐章。在结束广州的视察后，毛泽东坚持要转道长沙、武汉回北京。这期间，毛泽东连续三次畅游长江，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著名词作。由于北京天气不好，所以专机一直待命。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中午12时许，何廷一乘副机先起飞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乘主机，其他工作人员乘后调来的第三架飞机，三架飞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架。先期返京的刘亚楼则在北京亲自指挥。 7月2日，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中附有一份关于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专门介绍，其中提到，该会总部在“贝勒路106/108号”，这很可能是“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李书城、李汉俊寓所的误记。因为：第一，这两家确实是打通的，“106/108号”的写法符合这一实际。第二，据《警务日报》的情报，全国各界联合会建立后，会址至少搬迁了四次，1920年6月，其设在恺自尔路15/16号的总部还曾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查封。而从7月11日到18日，《警务日报》四次提到了全国各界联合会，均未明确其地址为“树德里104号”，仅有一次含混写着“望志路贝勒路口”，但是7月25日后，凡提到该组织，均不厌其烦地写明详细地址。因此，全国各界联合会搬入“树德里104号”，也许是7月18日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可能临时借用过李书城寓所。而情报没有那么及时的法租界警方，便让程子卿走错了门。说李书城可能借寓所给全国各界联合会，倒并不是随意想象，因为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关系。 他说：“我看了二十几个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有的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在这些歌曲里最常见的词句是‘大救星’‘恩人’‘像爹娘’，或者‘北斗星’‘帮助咱们把身翻’‘跟着他’，以及‘饮水要思源’等等，仅仅有少数歌子提到人民的力量。这些歌曲虽然反映了群众对毛主席衷心的敬爱与感激，却没有充分反映出领袖与群众之间的正确的关系，或者反映得还不够恰当。领袖的伟大就依靠于他是真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群众的力量，因此他才能领导群众在十分艰巨与复杂的斗争中赢得胜利。”“创作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本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人民对领袖的情感，善于选择某一侧面、某一角落来描绘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人民热爱领袖的情绪。”
师领导特别交代：必须充分认识三所里的战略地位，它关系到此次战役的胜负，必须坚决抢占三所里，坚决完成战役迂回！同时，他还提出了三项过硬要求：保证按时出发、中途无权停顿、必须截住敌人！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兴元驱车超越部队，抢先赶到戛日岭垭口附近，三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高大的垭口吞噬着公路，使人望而生畏，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若被“联合国军”占领，第余公里，到达价川以南三所里，继又占领龙源里，切断了“联合国军”南退北援之路，从而动摇了敌人整个攻势。志愿军正面部队抓住这一战机，乘势向“联合国军”展开攻击。 “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当然并不意味着放弃与国民党的斗争，并不意味着放弃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政治目标。全国性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发展人民力量，始终要求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始终同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对于战后建国的目标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抗日党派合作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条比较曲折的道路，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需要面对更加艰难复杂的斗争。但因为它更符合人民的期待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不惜走一段弯路来实现自己的建国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昌平大汤山脚下，中国第一座航空博物馆建立。该馆属于空军装备部，是亚洲最大、全国唯一的航空专业博物馆。该馆目前收藏有148个型号的336架飞机。馆藏主要来自空军调拨、与国外博物馆交换以及私人捐赠等。2014年，中国航空博物馆106架老飞机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在馆藏飞机文物中近三分之一成了“国宝”，其中包括毛泽东曾乘坐过的里-2、伊尔-14、伊尔-18等专机，均已成为镇馆之宝。 1964年6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访问哈尔滨，在迎宾晚会上听王双印演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不由自主打起了节拍。演出结束后，他对王双印说：“这首歌词很有感染力，曲调明朗激昂，非常不错，只是个别音符是否可以换成切分音呢？”（切分音是改变乐曲中强拍上出现重音的规律，使弱拍或强拍弱部分的音，因时值延长而成为重音。）王双印和李郁文连夜改写，在朗朗上口的基础上，更加突出重点。可是，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4年周恩来并没有到过哈尔滨，他陪崔庸健到哈尔滨的时间是1963年6月17日，而这时还没有《大海航行靠舵手》 的歌曲。当然不能否认，周恩来确实喜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 月底，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派两名特使，携带他的亲笔信来到北京，请求中国对越南的抗法斗争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苏联访问，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回复越方，希望越方派出更负责的领导同志前来商谈。日，胡志明秘密来到北京，刘少奇安排他住在中南海。当晚，刘少奇、朱德等设宴欢迎胡志明，并与他会谈。胡志明希望中方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刘少奇表示，尽管新中国刚刚解放，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做起，任务极其繁重，但我们决心对越南的抗法斗争给予支援。谈到中越建交时，刘少奇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朝鲜、蒙古都已同中国建交，英国也已同中国建交。法国正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中国与越南建交，会使法国推迟与中国建交，但我们不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积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使越南人民尽快取得胜利。
“你们看，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战士们这才将舷梯推过来。杨成武引导毛泽东先行登机，随后，随行人员也一并登机。毛泽东登上飞机落座后，机组还不知道飞行的目的地，机长王进忠问杨成武：“首长，往哪个方向飞？”还未等杨成武回答，就听到毛泽东说：“先飞起来！”7月21日上午9时30分，飞机轰鸣着从武汉的一机场起飞，但飞机上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架飞机要飞往何处。他补充说，这很像主席的专列从北京出发时，我们这些随行人员并不知道主席的专列要驶向哪里。过了10分钟左右，听代总长杨成武说，此次飞行的目的地是上海虹桥机场。 “同志们辛苦了！”最后，他还幽默地说：“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后来，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他外出考察时一般不乘坐飞机，而是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所以，给人们的印象是毛泽东出行视察都习惯于乘火车专列。可实际情况是他还多次乘专机出行，仅一架伊尔-14型飞机是苏联伊留申设计局在伊尔-12型运输机基础上改进设计的活塞式双发运输机，1950年7月15日首次试飞，1954年底投入苏联民航航线使用，在20世纪50年代是比较先进的运输机。后来为了满足苏联领导人的需要，对该型机进行了改装，它便成了苏联领导人的专机。当时中国从苏联进口的4202号伊尔-14Π型飞机，就是按照专机规格向苏联订购的，主要是对飞机的重要部件，如机身、机翼大梁、起落架均做了加强；在客舱的前半段，右侧设有软床及一桌一椅，左侧设有两把椅子，中间设有一张桌子，桌上摆放一个花瓶，现在机内的陈设仍保持当年使用时的情况。 随后，在周恩来的要求下，基辛格再次重申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我们不会给予任何支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不能为没有美国参与、没有美国支持的事情负责，但是，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它。我重申，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美国支持它的情报，请告诉我，我会立即制止。”不仅如此，基辛格还表示，尼克松政府不仅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而且决不会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大陆的进攻。 1967年12月3日，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等人陪同下，接见了海军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都在第一版刊登了整版通讯。12月26日，邮电部将林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烫金，背衬大红底色，制作成一套一枚的纪念邮票，面值8分。因为“文革”邮票没有编号，集邮爱好者约定俗成按出版顺序称其“文8”。1968年9月30日，八一电影制片厂完成大型纪录片《大海航行靠舵手》。影片记录了海军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包括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得，参加六次海战、击沉三艘国民党军舰的鱼雷艇艇长张逸民，以及“海空雄鹰团”等的英雄事迹。 “有的史书把这段历史称作中印战争。”毛泽东的一句话，又把大家带回到现实之中，他接着说，“那也算场战争吗？后来真正打过印度的，是成吉思汗‘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军队。他们西征时，为追击一个大国的王子，打到了印度，曾兵临德里城下。要算这笔老账，我们也只摊上一半，因为他们分成了内蒙古、外蒙古嘛。这事，鲁迅说得透彻，那个时代，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境遇都一样，就都是被蒙古人征服的’。”“印度政府一直支持西藏反动分子分裂中国的活动，也不肯改变他们继承的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不肯放弃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遗产。从1951年起，印度军队利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契机，越过中印传统的习惯边界线，扩大侵占范围，建立侵略据点，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我国政府多次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均被印度政府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