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光提出了“微众”这一概念。微众指的是“分体”群，如圈、群、粉、弹幕族等。微众主体是一类在与数字技术互动过程中“主动”寻求“自身数据化”的主体。微众并不使用App平台，而是与之“共生”；微众并不浏览App平台上的内容，他们本身就是“内容”，即数据。同时他认为，无论微众文艺批评对当代文艺批评活动产生了多少具有积极意义的冲击，只要对于该活动的技术性强制缺乏明确的反思意识与批判揭示，那么对它在重塑批评公众性、重建文艺与现实的关联性等方面的期待均不宜过高。 “增补性的逻辑”，也是德里达的主张，它的科学性也许还可以从“增熵定律”那里找到答案，生活实践还可以从翻译过程中找到答案：不可能有同一性的重复，不可能有无差异的置换，事实上总是在增加含义的同时，消除了其他含义。总之，没有任何事物在交换或者置换过程中，是没有代价的。　尚杰，1955年生，沈阳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主要专著：《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获得第6届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法国当代哲学论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图像暨影像哲学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16年。《哲学治疗的可能性——重新理解叔本华与尼采》，中国社科出版社2018年。《解构与时间》（三卷）中国社科出版社2021年。主要论文：《思言字：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一种新文字的可能性：关于汉字文学的一个文学维度》，世界哲学，2018年第1期。《结构与解构》，世界哲学，2021年第2期。 　　负责人：目前在教育领域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用“十年行动计划”远程教育专项资金，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购买优质远程教育资源。将购买到的资源通过电信或移动，基于互联网传输技术提供给相关学校使用。相关学校的分配是按照各县实际需求情况予以确定的。主要有三种方式：小学植入式教学、初中录播式教学、高中直播式教学。二是对教师资源特别稀缺、师生比特别失衡的县公开招考无编制教师。这些教师与县教育局签订合同，在合同期内享受编制内教师的待遇，合同期满后表现良好，且有编制空出，则可以通过选拔性考试进入教师编制。2019年昭觉县以这种方式向社会公开招考了600名教师，目前这些教师已全部到岗。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国家起源是考古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中国考古刚刚度过了她100岁的生日，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建立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不仅完成了全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也用考古复原了从夏商周一直到明清的文化面貌。中国考古人用百年初心赴使命、一腔热血绘文明，持续交上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国家起源的壮丽中国答卷。　　从史前至商周时代，中华大地的先民培育了水稻粟黍等农作物，发明了丝绸、漆器、原始瓷等独特产品和复合陶范铸铜、夯筑、榫卯木构建筑等技术，创造了器用为礼、金石为乐、美玉为神、圣兽为龙、数序为秩、钺戈为兵、象形为文等文化特质，形成了敬天法祖、天人合一、家国一体、崇文重史、奉中守正、和合有容、务实灵活等核心价值观。之后，中国历史发生了四次明显的转变，即商周之变，秦汉之变，唐宋之变和古今之变。每次变革都是中华民族应对外部环境和内部矛盾而做出的调适。正因为有这些调整，中华文明随之更新迭代，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内容，中华文明得以以崭新的姿态始终巍然傲立。 　　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周宪提出，聚焦知识社会学问题应成为当前文艺批评的建构路径。他认为，文艺批评可通过“五元结构”对社会建构发挥作用，即艺术家、艺术品、受众、批评家、市场。批评家肩负“立法者”的角色，应发挥价值导向作用，特别是在娱乐至死、注意力危机、消费生产化等社会文化现象面前，文艺批评应保持艺术、文学的基本精神水准，拒绝成为资本的附庸。　　文学观念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诗学研究急切需要媒介诗学的转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主任张跣教授从人文角度反思当下的“媒介”否定论，着重强调了新媒介的创造性力量对于人文价值的积极意义。他提出，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固然应该通过反思和批判来捍卫人文价值，但这种反思和批判要有一个前提，即对新媒介作为一种发现人性和社会的诸种可能性的创造性力量的充分肯定。媒介诗学要研究新媒介如何改变了传统精英主义创作主体，如何打破传统高雅文学的道德牢笼和审美规训，实现自我的重新体认和潜在更新。

      　　“四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共同”的历史根基；“四个与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与共”的情感脉络。“四个共同”和“四个与共”全面、完整地表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巩固的基本理据，“四个共同”和“四个与共”互构互联，互为条件：没有“四个共同”的具身经历就没有“四个与共”的情感凝聚；没有“四个与共”的情感凝聚，“四个共同”就缺少了百川归海的定势。“四个共同”和“四个与共”是一个前后连贯的表述程式，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巩固过程的高度概括和权威解读。 　　下篇“开天辟地：建党期间的峥嵘岁月”，包括十章内容，讲述了中共一大与二大，及建党初期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国近现代政党比较；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回首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犹如一轮红日，在亚洲的东方冉冉升起，金鸡报晓，横空出世，气势非凡。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百年的拼搏奋斗，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里，先后作出了三个历史《决议》，尤其是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彰显出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引领全党同志珍惜历史成就、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历史自信，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踏上第二个100年的新征程，再创新的历史伟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总体上看，RCEP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协定，回应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诉求。但也有智库和媒体提出，要注意RCEP实施对东盟国家间竞争关系及其贸易赤字的影响。例如，泰国开泰研究中心认为，RCEP框架下降低进口关税所带来的增量效益对泰国对外贸易的正面影响有限。此外，有越南媒体认为，对RCEP个别条款的执行力度不同，导致各国开放程度存在差异。为了进一步推动RCEP顺利实施，东盟智库和媒体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经济部高级研究员法加拉·赫伊万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贸易、电子商务发展迅速。随着数字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跨境物流、跨境支付变得更加有效便利，国际贸易发展迎来巨大机遇。RCEP各成员应灵活使用数字化融资平台以获取资金支持，通过RCEP框架下的跨境支付服务，充分利用RCEP带来的市场准入优势和简易化的贸易规则，有效对接区域内统一大市场。余虹表示，RCEP中有关电子商务的规定是一个亮点，在RCEP落地过程中，需要通过促进无纸化贸易、推广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保护电子商务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等，便利各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商品，促进区域内电子商务发展。 　　●：在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资本主义在世界格局中占有绝对优势。中国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位、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如果中国依然是积贫积弱的“一盘散沙”和“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它将继续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瓜分、掠夺、凌辱，继续充当西方列强的剥削对象、经济附庸和原料基地；西方将有更强实力对付苏联、围剿社会主义。反之，一旦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显著增强。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最后是路径的发展。一方面，媒体融合是系统化长期工程，建立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是其最终指向。媒体融合既是为了帮助传统的主流媒体走出发展困境，也是根据当前新闻舆论生态找寻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另一方面，要实现技术精准升维，打造以智能、智力、智慧为核心的“三智”媒体平台。而“三智”媒体平台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在价值引领、内容建设、体系革新和业务拓展的各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为导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新经验、新理论、新规律，不仅深化了党性原则、新闻真实性、群众路线、政治家办报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的内涵，并且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和传播格局的变化，对新闻传播、舆论引导、互联网发展与管理、新兴媒体、媒体融合、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筹）董平教授阐述了李存山先生“人文的自然主义”命题的方法意义，他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框架为推动新时代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张志强研究员从海德格尔的“开端”概念及其对哲学与思想的区分出发，聚焦于中国哲学对“道”的应和方式，从哲学、宗教、义理三个维度深入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特质。　　大会设立了4个平行分论坛，分论坛设置了“六个主题进行探讨交流。在分论坛发言与交流环节，来自全国各高校、各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就李存山先生学术思想、经史传统、儒家思想、气论与仁学等论域展开深入探讨。 　　什么是“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所谓“话语”，简言之，就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概念、范畴、表述，背后是思想，讲的是道理；所谓“叙事”，就是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等要素构成的故事、情节、叙述，背后是事实，谈的是实践。话语与叙事的关系，就是主观思想与客观事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两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指的就是根植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中国共产党光辉奋斗历程与中国人民伟大斗争实践，基于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归纳提炼形成的系统化的概念、范畴、表述，以及立体化的故事、情节、叙述。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就是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黑格尔哲学是一次“巨大的流产”，因为他的历史观终究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一是批判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二是批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超历史的性质，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反辩证法性质（形而上学和不彻底性）。列宁曾经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主题即历史观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说，由康德所开启的近代哲学主题由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变，只是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才真正以完成的形态得到了明确的表达，这是哲学中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革。由于这种变革，唯心主义才从它的最后避难所——历史领域中被彻底清除出去，被近代哲学所涂抹、颠倒和抽象化处理的历史观才真正获得了科学的形态，并且由于其无与伦比的开放性为后人留下了发展它、丰富它的广阔空间。 　　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传播效力概念有所不同。当下国际传播能力评估体系包括能力评估、能力-效果评估以及效果评估等模式，侧重点有所不同。国际传播效果评估要以传播效果为导向，国际传播能力的测量指标可以以信息覆盖的区域广度、设备先进程度、内容精致程度、人才储备等来测量，但是传播效果则是以传播对象为核心的测量方式。效果评估的测量指标涉及用户的感知、认知、态度、行为等等。测量对象可以是某事件、某产品或者某品牌的受众或群体。效果导向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揭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投入产出比，反思传播过程中的得当与失当，进一步调整传播战略。日新月异的技术环境下，迅速感知用户的选择和评价并快速改进方案意味着能够为国际传播争取更多机会，而不是重复无用功。（ 　　以上种种，其共性在于，概念的对立统一结构，即使尚留有痕迹，也不再起思维方法的支配作用，因为欲望与身体、绵延、事物的如何，所有这些，都是生活世界中的现象，而在现象背后，再无本质，即不再返回传统形而上学，而是面对“生存”问题，这就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世间。承接以上种种，欲望-意志、绵延、事物如何、生存……所有这些，都突破了纯粹观念论的形式框架，因为它们都与“物质内容”有关，在揭示它们时，使用了某种描述性方法，而不再像传统那样依赖形式逻辑的演绎与归纳推理，描述取代了论证，当然这是广义上的。这种情形，也体现在哲学著作的写作之中，日常语言成为新的哲学词汇，文体风格问题，也成为现代与后现代哲学问题的一部分。

      2022年5月14日，第五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会议暨“中国哲学的实在论与道德论”学术研讨会以在线方式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中国哲学史》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承办。本届会议主题是“中国哲学的实在论与道德论”。　　2022年5月14日，第五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会议暨“中国哲学的实在论与道德论”学术研讨会以在线方式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中国哲学史》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承办。本届会议主题是“中国哲学的实在论与道德论”。 　　身处“西强我弱”“东升西降”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转折期，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颠覆式创新”势在必行。如何构建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如何进行颠覆式创新？这是一项由“系统性创新与顶层设计”“传播者”“传播用户”“传播产品”“传播平台与业态”“传播效果”六方面构成的系统性工程，缺一不可。（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急变量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国际政治风谲云诡，与新冠疫情的冲击叠加，作为新变量带来了层出不穷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当前，技术环境与国际社会环境的耦合，形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在这种大变局下，能否建强适应大变局下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能否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为此，多语种国际传播教育联盟等机构相继成立，不少院校相继建设了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等人才培养项目。如何做好新一轮大批量高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必须走对“道”，选对“路”，正心明道才会行稳致远，取势优术才会以术得道，事半功倍。（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从本质上与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划清界限，领导各族人民建设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打牢共有经济基础，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向往共有大同愿景。各族人民要牢固树立“四个共同”和“四个与共”的共同体观念，认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老家底和真感情，坚定“五个认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是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大家庭的共同利益靠各族人民共同维护，大家庭的美好梦想靠各族人民共同实现，大家庭的安全稳定靠各族人民共同保障。中华民族大家庭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各族人民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能实现和拥有美好的前景和无限的希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的动荡年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依止和依托，无论走到哪里，祖国在你身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富有中国智慧的生态文明思想与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继承、发展和创新了我们党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指明了方向，是具有原创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创新，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境界，指引我们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在凉山彝族乡村的治理过程中，应找到有效的方式引导彝族妇女参与乡村建设。受家支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凉山彝族乡村家庭一般都是遵循“女主内，男主外”的模式。一个家庭中，女主人负责家庭内部的小事务，而男方则负责处理家里相关的较大的事务，加上乡村里女方知识文化水平一般比男方低。所以，只要男主人在，女方就不会去参加村民会议，更不会积极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基于此，在乡村社会中，妇女一般都是处于缺席的状态。同时，现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外出务工，这其中男性偏多，留下来的很多都是妇孺和老人。因此，更应该积极动员留下来的彝族妇女参与到乡村治理中。若想吸收这些妇女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就需要积极鼓励乡村妇女中那些为数不多受过一定教育的、认识汉字、汉语表达能力较好的人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处理中来。可以举办一些妇女能力提升的讲座，开设“妇女互助会议”，从而提高她们自身的素养，让她们了解民主、文明治村的意义，了解自己也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如此不仅可以提高乡村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地位，还可以解决由于男性大量外出从而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缺失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在鼓励一部分妇女参与到乡村治理中的同时，应积极引导已经参与进来的这部分妇女去带动、影响其他的乡村妇女，让她们也积极地参与进来。同时，村委会也应重视对乡村妇女的培养，让她们成为乡村治理进程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从而实现乡村人人都是治理主体，早日实现凉山彝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